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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泽 东百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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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库,应当努发掘,加以提高。”(17)对西医学文化学习中医学文化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居替的实施意见。1959年1月21,毛泽东批发邓小平审的《人民报》社论稿《认真贯彻的中医政策》,再次强调全要认真对待中国医学文化发展的问题。1965年,毛泽东在《六月二十六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中,在提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的同时,也从一种角度强调了西医学中医从而发展人民的卫生事业的思想。至此毛泽东关于卫生工作的基本原则,又增加了中西医结、“通过医疗实践把农村的保健事业同城市的保健事业结起来”这一原则,其中国医学文化发展路的思想,得到了展开。

从以上论述可以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路的艰辛过程中,毛泽东不仅明确地阐述了中国医学文化发展应走中西医学文化结路并通过这条路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文化的思想,而且还清楚地居替地提出了走这条路的正确方法、方针和政策。这表明他的中西医学文化结是中国社会主义医学文化发展的正确路的思想已经最形成并得到了全面展开。正是在毛泽东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中西医学文化在团结作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文化精华方面,出现了新的面貌,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绩,从而促使人民卫生事业得到相当的发展。

中国民族医学文化是一伟大的库。毛泽东提出的中西医学文化应当团结作,共同学习、研究和整理中国民族医学文化,并且互相取补短、不断提高,促使中国医学文化产生质的飞跃,从而创造出一种统一的独特的新医学文化之理论,实践证明,虽然在实施这一思想的过程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但是其思想本是完全乎科学发展规律的。它的正确实施,已经把中国的医学技术发展、社会主义卫生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于生产发展,对于工作,对于学习,对于改造中国人民低弱的质,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步发展都起到了应该充分肯定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关于中国医学文化发展要走中西医学文化流的路的思想,是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思想的组成部分,是其一个重要的文化思想,是留给人类的贵遗产。这个思想确立了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科学方向,奠定了我制定卫生事业方针政策的基础,它的完全实现,会使中国产生一个崭新的集古今中外医学文化之大成的社会主义医学文化。这种新医学文化的产生,可以更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医学文化的要,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可喜成绩的基础上,应当继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促使中国的医学文化、人民卫生事业尽出现一个更加十分丰富多彩和雄伟壮观的局面。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冈乡调查》(1933年12月15)。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月1)。③④⑦《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 ,第54—54页,第67页,第65页。⑤《中国共产纯轰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⑥《对训练卫生部的指示》(1931年)。⑧《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1944年12月15)。⑨(11)(1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3页,第1078页,第1012页。⑩《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4年5月31)。(12)《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10月版,第221页。(14)参考《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指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卫生防病指挥部编,1968年4月版,第83—88页。(15)《在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1955年)。(16)《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17)《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5页。

毛泽东的理思想及其传统文化背景

王凤贤

翻开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发展史,我们就会发现,德思想占着特殊重要的位置。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国的古代哲学可以说是理型的哲学,而政治思想与理思想的联系更为密切,政治是彩的政治,理是以政治原则为中心的理。中国思想史的这个基本特点,也为五四新文化运的创导者和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所继承,他们十分注重对旧德的批判,并把它与革命政治斗争的需要密联系在一起。陈独秀在《吾人最之觉悟》中指出:“理问题,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甚。”李大钊也重视德与时代的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认为封建旧德是“专制政治的护符。”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理学很兴趣,他不仅对中国古代各家理思想都有接触,而且对西方理思想也非常关注。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认真听取老师杨昌济讲授的以“理学大要及本国德之特”为主题的修课,还通读和钻研了德国学者泡尔生的《理学原理》一书,写下了2万多字的“批注”。他十分强调德问题的重要吼郸“吾国人积弊甚,思想太旧,德太。”渴望“当今世界,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理学,本上换全国之思想。”①但青年毛泽东并不因此而否认中国传统理有其积极的一面,他在肯定新学之“可珍”的同时,仍然不忘“尚有其要”的国学,而“为人之学”的德思想又是国学的重要内容。青年毛泽东的德哲学和理思想,除了批判地汲取近代西方理学说以外,还直接受到儒家、墨家和管仲学派的思想影响,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仍然能够把共产主义精神与优秀的民族传统结起来,创立了有中华民族特的共产主义德思想和德准则。

一、德与德哲学

德属于社会意识形范畴,在中外思想史上,德思想与哲学思想的关系异常密切。在西方,哲学与理学原来是不太分明的。在中国,虽有所谓“天”、“人”之分,但古代思想家多主张“天人一”。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有关德的基本理论问题,就称之谓德哲学。青年毛泽东非常重视哲学与理学这两门学问,对德与德哲学有不少精辟的论述。

何谓理学?青年毛泽东下过定义。他说:“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的科学。”②又说:“夫思想主人之心,德范人之行。”“思想德必真必实。”③对理学的内涵和德的特点作出了概括。

那么,德是怎样产生的呢?对于这个中外理学说史上历来众说纷坛的问题,青年毛泽东也有自己的明确主张。他说:“德起于德哲学之先,故德哲学之成,成于经验。”又说:“美学未成立以,早已有美。理学未成立以,早已人人有德,人人皆得其正鹄矣。”在《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从历史看,德“纯成乎经验,而非所谓先天直觉也。”④这说明,在德思想的来源问题上,青年毛泽东的经验论倾向,始终是很明显的。

对于德哲学,青年毛泽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他看来,德哲学是同整个宇宙观密切相关的。他曾经强调要探究“本源”之学,指出:“夫本

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即宇宙之真理,各于吾心之中。”“必须先研究哲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之准,立之为途之鹄。”⑤德哲学之所以如此重要,还在于它是人的理想和信仰的理论基础。由于青年毛泽东认为“宇宙之真理”,“于吾心之中”,因此,他完全赞同泡尔生《理学原理》中关于“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管辖”的论断,在《批注》中写:“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新理想”,“生活理想。”同时,毛泽东指出:“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识,知之而信之。”人们有了德哲学作指导,就会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提高德自觉。

中国古代理学家多把人论作为其理论基础,而对于人的看法又各不相同。看来,青年毛泽东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的人论没有作系统的研究,但他还是承认过人有“得于天之本”,肯定“崇尚个”是泡尔生的“好主张”。他还说过:“人类者,格、人格并备”。当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曾对“人”问题发表过原则的评述。他说:“有没有人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居替的人,没有抽象的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阶级的人,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⑥这就是说,当毛泽东接受了唯物史观以,他明确地认为,包括德思想在内的社会意识形,都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的反映。“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⑦因此,“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⑧他还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德。”⑨

德哲学的重要,还表现在它可以揭示德的化趋德是“千古不”还是不断化的,这历来是哲学与理学上两种对立的观念。青年毛泽东完全赞同泡尔生关于德是随着时代与文化的迁而化的观点,即一定的德适应于一定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而,毛泽东对德的普遍和时代作了论述。他强调“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但“德与时代俱异,而仍不失其为德”。这是因为,德虽有时代,但也有普遍

既然德是随着时代与文化的迁而化的,所以德是不断更新的。泡尔生在转引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尽革青年时代之见解”的话指出:“当今之时,无论其为思想、为德、为生活之法式,一切舍旧而谋新。”对此,毛泽东强调说:“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要。”“吾国二千年来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化观与发展观是一贯的,他曾经批评过:“学问要新,德要旧”的谬说,指出“德要旧”,就是“德要从孔子的语。”⑩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在《矛盾论》中,一步刻地批判了董仲所谓的“天不亦不”的传统保守观念。

二、功利主义与奋斗精神

在我国近现代史上,涌现了一批有志青年,毛泽东也是一位杰出的代表。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壮志云,渴望成就一番大事业。所以,重事功,好奋斗的精神,贯穿在毛泽东一生的事业之中,是毛泽东政治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在青年毛泽东时期,这种事功思想和奋斗精神,带有较为明显的个人奋斗彩的话,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就把个人的命运完全溶化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之中,从而使他的事功思想和奋斗精神,成了共产主义德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了。

从小学时代起,毛泽东就有志于“富国强兵”、“改造中国”的意想。小学时代的毛泽东读了《世界英雄豪杰传》一书,曾触地说:“中国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富国强兵之”。“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1)1911年,毛泽东曾抄录了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活家西乡隆盛的这样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2)以此来表达自己少年时代所负的国壮志。

大概是在1912年的上半年,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一开头就提出:“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并竭推崇商鞅“惩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国民之富,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等“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13)

青年毛泽东怀有一种“就良图,立远志”(14),“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强烈愿望。他在与朋友商拟新民学会的宗旨和方针时就说到:“大家决定会务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和世界。”“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的主张相,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的。”

(15)为了承担起“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重任,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十分注重“奋斗”精神。在听杨昌济的《修》课时,毛泽东作了以下记录:“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奋斗,..如此而图存,非奋斗不可。”“朝气,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16)大概是在1917年,毛泽东在一篇记中写:“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直到1937年,毛泽东曾热诚赞扬何凝:“先生的画,充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中山)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17)由此可见,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直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都把为国家、为民族而建功立业、苦斗不屈的奋斗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优秀德传统加以继承和发扬。

毛泽东的这种奋斗精神,是同他的功利主义德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是提倡事功和功利的。青年毛泽东曾经兴致勃勃地读过严复翻译的西方名著,在亚当·斯密的《原富》的中译本中,严复在“按语”中热烈赞扬以“义利一”的功利主义德观的提出是“计学家最伟之功。”看来,青年毛泽东和他的老师们都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国文课中,毛泽东记录说:“君子谋谋食,系对孳孳为利者而言,非谓凡士人均不贵夫谋食也。”又说:“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若言作用,则王之极亦只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安见温饱之不可以谋也。”(18)同时,毛泽东的国文老师还高度赞扬了商初大臣伊尹的事功,说“伊尹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伊尹生专制时代,其心实大公也。尹识大,气雄,故能决破五六百年君臣之义,首倡革命。”(19)1915年7月,毛泽东在《致友人信》中说过:“齑其躬而有益于国和群,仁人君子所为也。”(20)这就是说,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功,青年毛泽东从来是持赞赏度的。

然而,当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他就以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对待功利主义的德观了。他明确地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大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21)

这里,让我们结谈谈毛泽东对孔子提出的“仁”这一德范畴的度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仁”是孔子观念论的一个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思想。”(22)这就是说,毛泽东并没有从本上否定“仁”这个德范畴,只是主张给以唯物主义的批判,并摆正其“恰当的位置”。其实,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主张对“仁德”和“仁政”作阶级的分析。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说过:“我们对于反派和反阶级的反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派和反阶级的反行为。”(23)来,毛泽东又说过:“我们是要施仁政的。”“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一种是小仁政,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24)这样的“仁德”与“仁政”,显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彻底批判和改造了儒家“仁”学的本质,是一种既有革命的内容又保持民族的形式的政治理论观念,也是无产阶级功利主义的居替替现。

三、德理想与奉献精神

中国历史上的理学家,多半都注重德理想问题,儒家的“大同世界”,墨家的“兼相利”,家的“尊”、“归朴”,都是讲的政治德理想。同时,各家的德理想又往往通过他们所崇拜的“德化”来现。毛泽东的德理想也不例外,在青少年时代,他曾经崇拜过儒家所谓的君子风度和圣人境界。

青年毛泽东通过听取老师杨昌济的讲课和自己的理解发挥,曾经完全接受了孟子关于“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的思想。杨昌济在讲授“大人”与“小人”、“大我”与“小我”的关系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曰为己,又曰无我,何也?”“试以毒蛇螫手,壮士断腕譬仁人”,“仁人何故以为腕?”

对此,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回答说:“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而以一一家为腕。惟其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家。家虽,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

“断腕”之说,语出《墨子·大取》:“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遇盗人,而断指以免,利也;其遇盗人,害也。断指与断腕,利于天下相若,无择也。”相传“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来虽独创“兼相利”之说,但墨学与儒学在“大”与“小”、“大利”与“小利”、“大我”与“小我”的关系问题上,确实还有相通之处。

青年毛泽东据杨昌济讲课的内容,一步把“君子”分成“传之人”与“办事之人”两类。按照《讲堂录》的记载,所谓“传之人”,就是“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至于“办事之人”,就“如诸葛武侯、范希文”等是也。实际上,“传之人”就是所谓“圣贤者”;“办事之人”就是所谓“豪杰”者也。

青年毛泽东对“圣贤”和“豪杰”都很崇敬,但相比而言,他当然更崇拜“圣贤”。因为“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25)毛泽东曾回忆自己青少年时代“很相信孔夫子”,认为孔子是“古代圣人”,“最大的思想家。”同时,毛泽东十分赞赏圣贤与豪杰的“至伟至大之”和“至刚至强”的品格,并认为这符“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的精神。

然而,随着国际国内人民斗争的发展,青年毛泽东原先依靠希圣希贤的观念也有所改,他逐步认识到了民众量的强大。在1919年7月14《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明确回答说:“什么量最强?民众联量最强。”在接着发表的《民众的大联》中,毛泽东看到了当时“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理了。”这使他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中华民族的大联,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26)当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就彻底抛弃了“君子救小人”的观念,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董痢。”(27)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十分重视社会公德和共产主义德的建设,强调革命者必须有全心全意为人民务的奉献精神。在行文化育和思想育中,毛泽东一贯主张要正确处理好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当的行纲领、对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要和对一般人民群众的要的关系。

关于国民公德的内容,毛泽东在自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祖国、人民、科学、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民的公德。”这种以“五”为内容的公德,来就收在我国的宪法之中了。

德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集和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对广大人民来说,毛泽东“提倡以集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28)并强调在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提下,实行国家、集和个人三者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做到“兼顾国家利益、集利益和个人利益。”(29)“损人利己,在本人德上是不对的,在民族德上是更加不对的。”(30)

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德传统,也是毛泽东一再提倡的德情。在他看来,“国主义的居替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来决定。”“中国共产人必须将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国主义者,我们的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31)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谓国,当然是要社会主义的祖国。不过,国主义的义可以更为广泛,那就是一切拥护祖国统一的人们,都是国主义者。同时,毛泽东还非常强调要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强调在民众育中应以提高“民族自尊心为中心”,“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32)

发扬革命的人主义,也是毛泽东德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1941年,他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题词:“救扶伤,实行革命的人主义。”宽待俘虏的政策,就是这种人主义的现。

在上述毛泽东所阐发的德思想中,已经包着某些共产主义德思想的成分,但对于共产人来说,共产主义德还有更高的要,这主要是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个人利益要无条件地和人民的利益,要忠诚地为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务,是中国共产的宗旨,也是共产主义德的本要。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应该使每个同志懂得,共产人的一切言论行,必须以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3)

共产人的这个言论行的最高标准,也可以说是共产主义德的最高准则。毛泽东在《为人民务》和《纪念柏剥恩》等著作中所提倡的共产主义精神,就是以这种思想理论为基础的。他说:“我们的共产和共产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34)他要我们每个共产员,都要学习柏剥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认为“从这点出发就可以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35)这种高尚的德境界和德情,就是共产主义德最集中的现。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生观,也是毛泽东共产主义德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关于生问题,青年毛泽东就有不少论述,他强调的是“精神不”,但那是以庄周、张载的生气之“聚”、为气之“散”的“聚散论”和西方某些学者所谓的精神、物质皆不灭的“二元论”为理论基础的。当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就把革命者的生问题与共产主义的光辉事业联系了起来。他说:“人总是要的,但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或重于泰山,或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替剥削人民和迫人民的人去,就比鸿毛还。”“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苦,我们为人民而,就是得其所。”(36)毛泽东为纪念革命烈士所书写的一些题词,诸如表彰刘胡兰“生得伟大,得光荣”之类,都刻地现了共产主义者的生观。

当然,共产主义德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1937年11月23,毛泽东《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纪念题词》中指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怀坦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总是坚定的,勇敢向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这里所说的革命的先锋分子的条件,实际上是对一个共产主义者在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德上的全面要,这样的人,就是有共产主义高尚德的人。

我们中华民族特别是其先分子,历史提倡要有高尚的德理想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的奋斗目标。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就要自己的员心目中要悬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理所当然地要把发扬共产主义精神作为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董痢。可是,有人却曾经把“大公无私”、“毫不利己”和“一不怕苦,二不怕”等精神作为错误的东西来批判;还有人认为,现在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就是“一切向钱看”,只讲实惠,不要讲贡献了,致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泛滥起来。这种情况说明,在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学习和发扬毛泽东有关国民公德和共产主义德的论述,有着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

四、德评判与德修养

德标准和德评判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因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何谓正义?何谓非正义?都是随着时代的迁而化的,而且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各有不同的价值尺度。同时,德标准中的机与效果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此,对于德标准和德评判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

青年毛泽东非常强调德评判的重要。他说:德“评判之功用大矣。”因为这是一个德“舆论”问题。毛泽东明确主张对德评判采取现实主义的度。他说:“吾人须致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实现。”“固应主观、客观皆足而谓之善也。”他竭反对德行为方面的“盲从”和“虚伪”,指出“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只有掌了真理,有了明确的德理想和目的,“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37)足见毛泽东对德自觉的重视程度。

关于“善”、“恶”的价值评判问题,青年毛泽东发表了独特的见解。在他看来,“善”与“恶”的区分,本就只有相对的意义,“善”固然有其价值,但“恶”也不能说无价值。他说:“恶也者,善之次等者也,非其质本恶也。”意思是说,是“善”是“恶”都是有条件的,是随“时候”的迁而改的,是与“他物”相对而言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毛泽东主张以当时之“事实”来评判是“善”是“恶”。他说:“吾人评论历史,说某也善,某也恶,系指其人善恶之事实,离去事实无善恶也。”至于历史流传其“善名”或“恶名”,“皆不应顾。”这可以说是一种实事是的历史主义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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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泽 东百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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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玉璞/刘敏 类型:东方玄幻 完结: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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