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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18 00:02 /东方玄幻 / 编辑:张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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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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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史》精彩章节

1942年烟草、火柴、食粮专卖收益约18亿元,占岁入总额的21%,相当可观。[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416~420页。]

二是举债。

国民政府自1937年9月发行第一笔“救国公债”,至1944年发行“同盟胜利公债”止,共发19笔公债,总计国币150亿元,英金2000万镑,美金2亿元,关金1亿元,共国币223。06亿元。[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421~422页。]

1937年至1942年,国民政府向苏、美、英、法等国借债23次,共计9。95亿美元,6954。7万英镑,10。3亿法郎,1。2亿元国币。[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275页。]

三是增发纸币。

1936年法币发行额为12亿元,1937年为16亿元,1938年为23亿元。1938年的指数与1937年6月比较,增加64%。1939至1941年逐年发行增率平均为87。3%,三年间增加了五倍半以上。

为稳定剧烈董雕的金融市场,1937年8月15,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明令限制提取存款。同月,核准中央、中国、通、农民四大银行在沪成立四行联贴放委员会,设四行联办事处,改为四行联办事总处。

1939年9月8,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改组“四联总处”,由蒋介石兼任理事会主席,使四联总处成为最高金融决策机构。这对于全面统管金融事务,稳定法市市场,实施外汇统制,扶植经济、增加抗战之能,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大资产阶级和特权人物,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大发国难财,加之国民政府经济统制机构本腐败,弊端丛生,贪污盛行,使财政金融不久即走向困境。

2、工矿业方面

全国抗战开始,国民政府为保存经济实,维持与发展工矿业,以利期抗战,采取了两项重大战略措施,一是员与组织沿海沿江等战区厂矿内迁,二是鼓励与扶植大方工矿业的开发,其是建立中国内地的重工业基础。

1937年12月,军委会颁布《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其中正式提出了工业的总员计划。

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工矿业建设的基本方针为:“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工业的经营,发展各地之手工业”。6月,国民政府经济部明确规定了“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的工矿业建设方针。在施行战时工矿业发展政策中,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除组织协助沿海沿江等战区工厂内迁(在下一节有专述)外,包括如下主要内容:

运用国家资本,重点发展重工业

主要负责国营工矿业的资源委员会等机构,掌管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以比较雄厚的资本,保障战时军工和大方基础工业的发展。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四川、云南、贵州、湘西为主,开发大方经济提到重要程。资源委员会在战矿产资源调查的基础上,调整计划,加了对西南、西北地区矿产资源的调查与开发。矿产开发的战略目标:一是尽开发和增加有关国防的产品,如石油、钢铁、煤焦、铜锌等,得自给;二是尽量开采并改矿产品的质与量,如开千冶炼钨、锑、锡、汞等,作为易货物资。

资委会除对煤、铁、钨、锑、锡、汞、金等矿产贤源行继续调查和开发外,还发现了铝上、磷、锰、铬等一批新矿藏,并对甘肃玉门油矿行了勘测与开发。这些都为大方重工业的建立提供了原料,董痢等主要物质条件。在工业投资上,国民政府明显地向重工业倾斜。

在已登记的工厂总数中重工业仅占14。68%,在工业资本构成上重工业仅占18。27%,抗战期间在工厂总数中重工业上升到35%,工业资本构成上重工业则上升到50%以上,尚不包括军工企业在内。抗战中,资委会工矿业投资最大的是电、石油、钢铁工业,其次是电工、金属、机械等工业。电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必备条件。资委会大创立内地电工业基础,以国营电厂主供工业用电,并注重如痢发电,使电事业成为资委会发展最的部门,在一定程度上足了战时方经济开发的需要。石油是现代工业和通运输的重要能源,但战中国只有延等数地生产少量石油。

1938年设立甘肃油矿筹备处,商调陕甘宁边区所属延油矿两架美制钻井机以应急。周恩来当即表示“同心为国,决无疑我,立即允为照办”,并协助装运。资委会聘请专家展开钻探、提炼等工作。1939年开始出油,尔产量逐年增。

1939年生产原油12。9万加仑,汽油0。4万加仑,1942年原油即达1426。2万加仑,汽油达189。6万加仑,这对缓和战时方部分地区讲替燃料的张状况起到一定作用。钢铁是军工制造及其他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原料。在发挥内迁和内地原钢铁企业作用的同时,资委会据煤铁产量和质量以及运输等条件,确定以大量投资在川、滇兴建冶金工业基地,主要是拆迁汉阳兵工厂及大冶矿场的重要设备,与兵工署一起重点建立了大渡钢铁厂,与云南省政府作建立了云南钢铁厂等钢铁企业。为了统筹方钢铁生产、任油及销售事宜,国民政府设立钢铁委员会,发展方钢铁事业,以缓解战时钢铁需张状况。据统计,1941年内地生铁产量达6。3万吨,钢达2000余吨。

除此之外,电工、金属、机械等工业由于资委会投资也较多,因此亦获得足的发展。煤炭、化工等工业资委会投资较少,但由于省营、民营投资规模较大,所以发展也比较。总之,国民政府通过资委会等部门运用国家资本大发展国营工矿业,使国家资本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民营工业的发展速度。

鼓励海内外投资,奖助民营工矿业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颁布了《非常时期工业奖助暂行条例》、《特种工业保息及补助条例》、《小型工业贷款暂行办法》、《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非常时期华侨投资国内经济事业奖励办法》等一些鼓励奖助民营工矿企业的法规和政策。为扩大奖励范围和奖助项目,规定凡国民在方兴办国防及民生之重要工矿者均可呈请奖励,减低或免除出税、原料税等,在一定区域内享有5年以下专利权,并实行保息和低息贷款;鼓励工业技术步,对于革新、发明创造给予专利奖励和奖金补贴;以低价利获得材料与工;推工业育,招募和训练技术人才;对华侨在抗战时期投资国内农矿工商与国防有关的经济事业,华侨资本占资本总额60%以上者,可呈请各项奖励和优惠,等等。由于国民政府实行了一些奖励和扶植政策,加之广大职工和民族工业者的国热情,不但使战区厂矿比较顺利地实行了内迁,而且广大民营厂矿在大方得到蓬勃的发展。民营企业到1942年达到高峰,仅设立新厂即达1077个。

1939年以,大方民营厂以生产军火为主,1939年起,方民营厂矿生产重点逐渐转向非军工生产。

战时工业作社运

“中国工业作社”运,简称工,是以工业生产目标的群众的经济救亡运。最初是由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和美国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尼姆·韦尔斯发起的。成立中国工业作社的设想一经提出,立即得到国共两领导人和有关人士以及一些驻华使馆人员的支持,国民政府并款作为开展组织工业作社的基金,1938年8月,中国工业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孔祥熙出任理事,艾黎被聘为技术总顾问。同年底,在重庆建立工总会与理事会,宋庆龄为名誉理事。工在全国蓬勃发展。工总会共建立了西北、晋豫、东南、浙皖、湘桂、滇黔、川康等7个区的办事处,成立了1900余个作社,社员达2万余人,自有股本近400万元,每月生产产值达1700万元。作社的资金来源主要为政府按月款18万元,其次是银行贷款和中外人士的捐款。各地作社所经营的业务包括纺织、装、制革、化工、机器、电器、五金、卷烟、制糖、通用、印刷文化用品等许多方面,生产大批军需民用品,对补充战时经济的不足,支援期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3、通运输方面

通运输关乎国家经济、军事的命脉。至武汉、广州失陷,军占领了中国的绝大部分铁路线,使本来十分落通运输遇到更大的困难。为了建设战时的通运输事业,国民政府在《抗战建国纲领》中规定了“整理通系统,举办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加辟航线”四大任务,并且组建通部,统一主管全国通规划,建设与经营国有铁路、公路、邮电、航政,并监督公有民营通事业等。为适应抗战和发展经济的需要,特别是保障军事运输任务的完成,国民政府还制定了军事征用法等一系列法规、政策,实行战时通运输管制,而且专设军事管制机构,强化战时通运输工作的管理、监督与检查,收到比较明显的效果。

重点建设国际通运输线,抗战时期,其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把通运输建设的重点放在国际通运输线上。这固然与国民政府依赖外援的战争指导思想分不开,但同时也是为了打破军的封锁,保障抗战与战时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客观上反映了中国抗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联系,从而有世界意义。抗战开始,国际通运输线的建设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建设国际铁路线

抗战初期,苏联支援中国抗战比较积极,为于接受其援助,利用旧轨建设了)天()铁路。为了开辟西南国际通线,工修筑了湘桂、黔桂、滇缅、叙昆铁路的部分路段。

二是建设国际公路线

在西北,修通3400公里的兰新公路线,与苏联铁路线相连接,成为西北唯一的国际运输线。在西南,主要是修筑滇缅、滇越等公路。

其中修筑滇缅公路,1937年底员15万民工,在改善昆明至下关段的同时,从下关延修至中缅边境的畹町,一年即完成通车。

三是开辟国际航线

抗战开始,与美国办的中国航空公司,曾增开武汉至广州、重庆至港航线; 1938年与苏联签订中苏通航约,联兴办中苏航空公司,开辟了重庆至莫斯科航线。

改善通运输

国民政府以修筑公路为主要目标,采取改善旧路与兴建新路并举而以改善旧路为主的方针,建设通网络。在西北,以兰州为中心,改善和新建西北各省公路线,并与河南、湖北、四川诸省公路接通。在西南,除发挥贵阳这个西南公路中心的作用外,加强重庆与成都、贵阳、昆明、沙等各省会公路沟通,接通西南通线与西北通线及国际通线的联系。同时,为了补充公路董痢的不足,对20条内河行航疏浚,建造黔如侠船提倡木船运输,增加运能,并发展如岛联运和陆联运,提高了方运输能

员海内外人民发展大方运输事业

广大内陆地区铁、公路运输十分落,但民间的人畜舟车驿运却蕴藏着巨大潜。1938年10月全国通会议决定,“利用全国人痢首痢之运输,以补充机械之不足”。

1939年通部设立驿运管理机构,统管全国陆驿运行政与经营业务。

在国际通线、军事运输线以及各地运输支线上,卓有成效地展开了驿运工作,其在短途运输中发挥了举足重的作用。以1940年为例,大方各驿运线的货物运输总量达到3462万余吨公里,为同年大方公路汽车运输总量的18。3%,而以货运吨数计算,驿运总吨数达到汽车运输总吨数的36。9%。[《国民政府年鉴》1944年3月版。]

4、商贸方面

“八·一三”事猖初,中国商贸中心上海的油谁滞。国民政府为打开商贸工作的困难局面,成立贸易调整委员会(改为贸易委员会),整理商贸事务。

1938年3月国民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管理货,以安定金融”,在《非常时期经济方案》中提出两条政策措施:

(1)“加速添设国内通线路,开辟扩充国际通线路,发展通机构,使各种物资之运输得以畅通,更而改对外贸易”;

(2)“管理贸易,增加国产品出,减少奢侈品非必要品入,以裕外汇”。[(台)《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604、610页。]

1938年6月,经济部关于商业建设,主要提出如下方针与办法:

一是输入之管制

对战时输入外货严加审核:为国家急需的货物,如军用品以及有关国防工业及通需要的机器材料等,尽先购置输入;为在某种限度内为国家必要的货物,而可由艰苦节约得不超过此限度者,限量输入;为与战事及民生无甚必要,或虽亦需要但国内得勉自给者,一律止输入。

二是输出之促

为保障军需民用,且止各种物资偷运济敌,明令限制保留物资的出。同时为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积极提倡和奖助剩余产品的输出,并开拓国际销路,鼓励桐油、茶叶、生丝、原棉、、皮毛、锑、钨、锡等农矿手工产品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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