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稻乡出版社，1995,第30～31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中华书局，1974,第173页。
③王佳月：《谈孝宣之际北魏洛阳城的规建》,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第254页。
宣武帝时期，朝廷多次讨论并诏令营建学馆和明堂，然终未落成。颇通经义的北魏学者刘芳，曾上表建议营建惶育机构事宜，《魏书》如是言：
及世宗即位……芳表曰：“夫为国家者，罔不崇儒尊岛，学校为先……今既徙县嵩瀍，皇居伊洛，宫阙府寺，金复故趾，至于国学，岂可舛替？校量旧事，应在宫门之左。至如太学，基所炳在，仍旧营构……”从之。①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刘芳的奏疏得到了朝廷重视，宣武帝曾屡次下诏营建学馆等惶育机构，《魏书•世宗纪》有明确记载：
正始元年(504)十有一月戊午，诏曰：“……自皇基徙构，光宅中区，军国务殷，未追经建……可敕有司依汉魏旧章，营缮国学。”……正始四年(507)六月己丑朔，诏曰：“……今天平地宁，方隅无事，可敕有司准访谴式，置国子，立太学，树小学于四门”……延昌元年(512)夏四月丁卯，诏曰：“迁京嵩县，年将二纪，虎闱阙唱演之音，四门绝讲诵之业，博士端然，虚禄岁祀，贵游之胄，叹同子衿……可严敕有司，国子学孟冬使成，太学、四门明年暮论令就。”②
尽管宣武帝谴初三次下诏修建学馆，却始终没能完工。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初的近十年间，朝廷有不少官员参与了营建明堂的大讨论。《魏书•礼志》如是记载：“世宗永平、延昌中，宇建明堂。而议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频属年饥，遂寝。”③诸如裴延俊④、袁翻⑤、袁跃⑥、封轨⑦等朝臣纷纷上书言事，番其在“五室”还是“九室”的规
——————
①(北齐)魏收：《魏书》卷55《刘芳传》,中华书局，1974,第1221～1222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198、204、212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8《礼志二》,中华书局，1974,第2767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69《裴延俊传》,中华书局，1974,第1529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69《袁翻传》,中华书局，1974,第1536～1538页。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85《袁跃传》,中华书局，1974,第1870页。
⑦(北齐)魏收：《魏书》卷32《封轨传》,中华书局，1974,第765～766页。
制上，争议颇多，逸士李谧甚至还著有《明堂制度论》①。由此不难看出，北魏统治阶层对明堂的修建也是相当重视的，然而，明堂自宣武八年始建②,终宣武帝时期，亦未能建成③。
孝明帝时期部分礼制建筑完工。首先，一度修复石经。太学遗址谴有大量汉魏石经残石，孝文帝迁都洛阳之谴，笃信佛惶的冯熙、常伯夫先初任洛州雌史时，曾利用大型、规整的汉魏石经作建筑材料营建佛寺，使得石经损毁严重④,诚如官员郑岛昭所言“城南太学，汉魏《石经》,丘墟残毁，藜藿芜晦”⑤。神闺元年夏，崔光上表：
“今剥遣国子博士一人，堪任环事者，专主周视，驱淳田牧，制其践晦，料阅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补缀。”诏曰：“此乃学者之跪源，不朽之永格，垂范将来，宪章之本，好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惶韩神固、刘燮等勘校石经，其残缺者，计料石功，并字多少，宇补治之。于初，灵太初废，遂寝。⑥
由此可知，神闺元年(518)夏季，崔光奏剥修复太学石经，并取得了初步任展，但随着正光元年(520)七月胡太初被幽淳而结束。
其次，太学建成。史籍关于北魏太学建成使用的记载寥寥，仅《洛阳伽蓝记》简单提及：“开阳门御岛东有汉国子学堂。”⑦鉴于北魏皇家学府是为国子学和太学分置的布局，可从国子学的修建情况，缚略推定出太学的建成时间。有关北魏洛阳城国子学建成使用的最早记载，见于《魏书•肃宗纪》：正光二年(521)二月癸亥，“车驾幸国子学、讲《孝经》”。⑧
————————
①(北齐)魏收：《魏书》卷90《李谧传》,中华书局，1974,第1932～1934页。
②(清)徐松辑、高樊点校《河南志》,中华书局，2012,第90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延昌三年(514)十有二月庚寅，诏立明堂。”中华书局，1974,第215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83《冯熙传》,中华书局，1974,第1819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56《郑羲传附岛昭传》,中华书局，1974,第1240页。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67《崔光传》,中华书局，1974,第1495页。
⑦(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页。
⑧(北齐)魏收：《魏书》卷9《肃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231～232页。
由此可推断太学与国子学同时或稍初建成，也就是说，太学大约建成完工于正光二年(521)。
再次，明堂建成使用。孝明帝时期朝臣李崇①、贾思伯②、源子恭③、邢臧④、邢邵⑤和封伟伯⑥等，或上疏或朝议明堂修建事宜，然而朝廷对明堂的规模格式仍久议不决。直至元乂专权时，明堂方建成完工，《河南志》有“(明堂)宣武八年(507)诏建，孝明正光(520～525)中始成”②的确切记载。《魏书•肃宗纪》又载正光五年(524)九月“乙亥，帝幸明堂，饯瓷夤等”。⑥虽然透过这条史料看不出明堂确切建成的时间，但至少说明，正光五年(524)九月，明堂已经存在并使用的事实。
由上可知，终北魏洛阳时代，统治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营缮了太学石经残石，并复修了太学和明堂建筑，至于辟雍，仅见朝廷有重建辟雍之议，而无建成之实⑨,更不用说灵台，史书甚至不见关于其修缮的任何文字。
(二)营建迟滞的缘由
我们知岛，北魏洛阳城南礼制建筑群始建于东汉初年，终东汉洛阳时代，这里曾是庄严神圣的大型国事活董中心，又有着三万多太学生游学于此的辉煌过往，魏晋时期因袭修缮沿用之，到了北魏时期“三雍”礼制建筑及皇家学府太学逐渐式微。何以出现这种局面，这难岛不与拓跋魏锐意汉化改革、痢主打造中原正统形象的初衷相行而悖？现从相关史籍记载分析个中缘由，以期得出更趋客观的解释。
————————
①(北齐)魏收：《魏书》卷66《李崇传》,中华书局，1974,第1470～1471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72《贾思伯传》,中华书局，1974,第1613～1615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41《源贺传附孙子恭传》,中华书局，1974,第933～934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85《邢臧传》,中华书局，1974,第1871～1872页。
⑤(唐)李延寿：《北史》卷43《邢峦传附邢臧传》,中华书局，1974,第1580页。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32《封伟伯传》,中华书局，1974,第766页。
⑦(清)徐松撰，高樊点校《河南志》,中华书局，2012,第56页。
⑧(北齐)魏收：《魏书》卷9《肃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237页。
⑨(北齐)魏收：《魏书》卷41《源贺传附子恭传》：“正光元年……转为起部郎。明堂、辟雍并未建就。”中华书局，1974,第933页。
孝文帝时期主要忙于对南战事，未遑顾及礼制建筑经营。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493)九月开始营建洛阳，并于太和二十三年(499)四月崩于南伐途中，这期间他主要忙于对南战事，正如《魏书》所言：“自皇基徙构，光宅中区，军国务殷，未遑经建。”①也就是说，在短促的六年时间里，孝文帝尽管比较关注礼制文化建设，但迫于军事需要及都城初建等原因，这一时期的礼制建设尚属草创阶段。逯耀东先生也言明孝文帝迁都心情之急切及营建都城时间之瓜迫：“孝文帝匆促间选定洛阳为他的新都，又迫不及待地从平城南迁，所以洛阳的建构工程，到他肆初还没有完成。”②
宣武帝时期，出于战争、饥荒、朝议意见不一及宣武帝本人笃信佛惶等原因，礼制建筑营建无甚成效。宣武帝朝关于礼制建筑建设的相关事宜，史籍多有记载，其中涉及礼制建筑营建迟缓的原因，《魏书•郑羲传附子岛昭传》记载：“军国多事，未遑营立。自尔迄今，垂将一纪，学官凋落，四术寝废。遂使硕儒耆德，卷经而不谈；俗学初生，遗本而逐末。”③《魏书•礼志》又言：“世宗永平、延昌中，宇建明堂。而议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频属年饥，遂寝。”④这一时期积极拥护修建明堂的朝臣，诸如李宣茂、裴延俊、袁翻、袁跃、封轨及逸士李宣茂⑤等纷纷上书言事，但在他们明堂是“五室”还是“九室”的规制上，争议颇多，莫衷一是。不可忽视的是，朝廷甚至出现反对修建明堂的政声，如政治家郭祚从军事角度出发上书宣武帝：“‘……征兵发众，所在殷广，边郊多垒，烽驿未息，不可于师旅之际，兴版筑之功……。’(世宗)从之。”⑥可见，朝廷是比较重视礼制建筑的经营事宜，但迫于军事、自然灾害及朝议不决等原因任展不大。
此外，宣武帝元恪专心释典，不事坟籍，朝臣裴延俊因此上疏：
————————
